关于“样板戏”

2020-06-08 15:16来源:于无声处阅读量:2066


有这么一种说法:“样板戏”跟江青没有什么关系,江青没有做什么,“样板戏”都是别人搞出来的,江青只是“剽窃”了大家(“样板团”的全体成员)的劳动成果。

 


  有这么一种说法:“样板戏”跟江青没有什么关系,江青没有做什么,“样板戏”都是别人搞出来的,江青只是“剽窃”了大家(“样板团”的全体成员)的劳动成果。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这不符合事实。江青诚然没有亲自动手做过什么,但是“样板戏”确实是她“抓”出来的。她抓的很全面,很具体,很彻底。从剧本选题、分场、推敲唱词、表导演、舞台美术、服装,直至铁梅衣服上的补丁、沙奶奶家门前的柳树,事无巨细,一抓到底,限期完成,不许搪塞违拗。北京京剧团曾将她历次对《沙家浜》的“指示”打印成册,相当厚的一本。我曾经把她的“指示”摘录为卡片,相当厚的一沓(这套卡片后来散失了,其实应当保存下来,这是很好的资料)。江青对“样板戏”确是花了很多“心血”的(不管花的是什么样的“心血”),说江青对“样板戏”没有做过什么事,这是闭着眼睛说瞎话。有人企图把“样板戏”和江青“划清界限”,以此作为“样板戏”可以“复出”的理由,我以为是不能成立的。你可以说“样板戏”还是好的,虽然它是江青抓出来的(假如这种逻辑能够成立),但是不能说“样板戏”与江青无关。

  前几年有人著文又谈“样板戏”的功过,似乎“样板戏”还可以一分为二。我以为从总体上看,“样板戏”无功可禄,罪莫大焉。不说这是“四人帮”反党夺权的工具(没有那样直接),也不说“八亿人民八出戏”,把中国搞成了文化沙漠(这个责任不能由“样板戏”承担),只就“样板戏”的创作方法来看,可以说:其来有因,遗祸无穷。“样板戏”创作的理论根据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即所谓“两结合”),具体化,即是主题先行和“三突出”。“三突出”是于会泳的发明,即在所有的人物里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个阶梯模式的荒谬性过于明显了,以致江青都说:“我没有说过‘三突出’,我只说过‘一突出’。”她所谓“一突出”,即突出英雄人物。在这里,不想讨论英雄崇拜的是非,只是我知道江青的“英雄”是地火风雷全然无惧,七情六欲一概没有的绝对理想,也绝对虚假的人物。“主题先行”也是于会泳概括出来,上升为理论的,但是这种思想江青原来就有。她十分强调主题,抓一个戏总是从主题入手:主题不能不明确;这个戏的主题是什么;主题要通过人物来表现——也就是说人物是为了表现主题而设置的。她经常从一个抽象的主题出发,想出一个空洞的故事轮廓,叫我们根据这个轮廓去写戏,她曾经叫我们写一个这样的戏:抗日战争时期,从八路军派一个干部,打入草原,发动奴隶,反抗日本侵略者和附逆的王爷。我们为此四下内蒙,作了很多调查,结果是没有这样的事。我们还访问了乌兰夫同志、李井泉同志。李井泉同志(当时是大青山李支队的领导人)说:“我们没有干过那样的事,不干那样的事。”我们回来向于会泳汇报,说:“没有这样的生活。”于会泳说了一句名言:“没有这样的生活更好,你们可以海阔天空。”“样板戏”多数——尤其是后来的几出戏,就是这样无中生有,“海阔天空”地瞎编出来的。“三突出”、“主题先行”是根本违反艺术创作规律,违反现实主义的规律的。这样的创作方法把“样板戏”带进了一条绝境,也把中国的所有的文艺创作带进了一条绝境。直到现在,这种创作方法的影响还时隐时现,并未消除干净。

  从局部看,“样板戏”有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我以为是有的。“样板戏”试图解决现代生活和戏曲传统表演程式之间的矛盾,做了一些试验,并且取得了成绩,使京剧表现现代生活成为可能。最初的“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的创作者还是想沿着现实主义的路走下去的。他们写了比较口语化的唱词,希望唱词里有点生活气息,人物性格。有些唱词还有点朴素的生活哲理,如《沙家浜》的“人一走,茶就凉”,《红灯记》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到后来就全为空空洞洞的“豪言壮语”所代替了。“样板戏”的唱腔有一些是不好的。有一个老演员听了一出“样板戏”的唱腔,说:“这出戏的唱腔是顺姐的妹妹——别妞(别扭)。”行腔高低,不合规律。多数“样板戏”拼命使高腔,几乎所有大段唱的结尾都是高八度。但是应该承认有些唱腔是很好听的。于会泳在音乐上是有才能的。他吸收地方戏、曲艺的旋律入京戏,是成功的。他所总结的慢板大腔的“三送”(同一旋律,三度移位重复),是很有道理的。他所设计的“家住安源”(《杜鹃山》)确实很哀婉动人。《海港》“喜读了全会的公报”的“二黄宽板”,是对京剧唱腔极大的突破。京剧加上西洋音乐,加了配器,有人很反对。但是很多搞京剧音乐的同志,都深感老是“四大件”(京胡、二胡、月琴、三弦)实在太单调了。加配器势在必行。于会泳在这方面是有贡献的,他所设计的幕间音乐与下场的唱腔相协调,这样的音乐自然地引出下面一场戏,不显得“硌生”,《智取威虎山》“打虎上山”的幕间曲可为代表。

  “样板戏”与“文化大革命”相始终,在中国舞台上驰骋了十年。这是一个畸形现象,一个怪胎。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深入、客观对它进行一番研究。《大百科全书》《辞海》都应该收入这个词条。像现在这样,不提它,是不行的。中国现代戏曲史这十年不能是一页白纸。

  (摘自 《打渔杀家》 汪曾祺/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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