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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小冬嫁入杜家后的生活

时间:2012-10-15 10:31:22 来源:城市商报 作者:gu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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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5月的某一天联系到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杜维善时,电话那头的声音是一口标准的京腔,在电话里,杜先生把采访约定在未来他回大陆的某时机。时间久了,这个约定也慢慢淡忘,偶尔想起,以为不过是谢绝采访的一种婉拒。不料上月某天,突然接到电话:“我是杜维善,我到北京来了。”见面时坦率告知之前的疑虑,杜先生只淡然一笑:“我答应你的,就一定会兑现。”

  75岁的杜维善并不善谈,谈话中偶尔流露出的眼神也颇有几分凌厉。每一位知道杜维善身世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将他与熟悉的一个形象暗暗做对比,那便是他父亲杜月笙。

  上世纪60年代起,一个偶然的机会,杜维善开始收藏中国古钱,直至今日已是收藏界颇有分量的收藏家。1991年,杜维善将自己收藏的全套丝绸之路钱币捐给上海博物馆,填补了一项空白。

  (据《三联生活周刊》作者:杜维善(杜月笙之子)/口述李菁/整理)

  遥远的父亲

  对“杜月笙的儿子”这个身份有什么特殊感受,坦率说,这问题我好像从来没想过。早期我出去做事也没人认识我,知道我的人我也不是常碰见,所以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不过,自从做古钱收藏以后,知道我身份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会奇怪,因为大家认为我是个家庭背景很复杂的人,不可能有这种嗜好。我的出身不是我能选择的,我也没办法逃避这种命运。

  其实小时候跟我父亲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少。我母亲跟父亲结婚后,她自己住在辣斐德路辣斐坊16号,父亲和前三位夫人我们称呼“前楼太太”、“二楼太太”和“三楼太太”住在华格臬路的老公馆里。老公馆不是我们去的地方,印象并不深。

  抗战爆发后,父亲先离开上海,借道香港到了重庆,我们和母亲一直住在上海,那段时间过得比较艰苦,平常用钱都得节省。记忆中,我们家很少吃米饭,都是以面食为主,我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那段时间我们过得还是挺苦的。那时候我才几岁,父亲多少有些担心我们。那时上海政治性绑票很多,如果日本人或伪政府的人把我绑了去,威胁他赶紧回上海,那岂不很麻烦?不过我们那时候年纪小,也没地方去,无非是出门上学,或者出去逛逛。我那时候喜欢逛上海四马路,就是现在的福州路,那边都是书店,我喜欢逛书店。

  直到抗战胜利的前两年,母亲才带我们到重庆与父亲团聚。因为父亲的生意和产业都在上海,所以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了上海,先是暂住在现在的锦江饭店,我们住在另一个朋友家里,彼此还是分开的。那时也不觉得父亲的身份有什么特殊,觉得一切很自然。

  所以,真正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也就是1949年我们到了香港以后,但那时和父亲接触也不多。平时我早早就上学了,放学回来,吃完饭要睡觉了,见了面叫一声“父亲”,然后就快快走开。平常我们吃饭也是分开的,我、姐姐和母亲在一个台子上,父亲和一班人在另一个台子上。

  父亲在我们面前一直很严肃,给我的感觉是很有距离,所以我与父亲始终没建立起一种亲近感。一方面父亲很忙,不可能经常和我们接触;另一方面,在父亲的观念中,在杜家始终以正房的长子为大,所以家里对外应酬都是大哥、大嫂出面。但我姐姐是长女,所以比较起来,她跟父亲的关系更近些。以往家里来了重要客人,父亲也会让姐姐从学校回来陪同客人的女儿。

  就像在影视或小说里看到的一样,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互相之间的明争暗斗是少不了的。我的母亲是第四房太太,她不太会用心计,但在杜家任何一房太太,如果不用心计就要败下阵来。每位太太身边都有一些参谋给她们出谋划策,怎么争宠,怎么夺权。母亲也有很多参谋。有一次父亲过生日,几个太太事先商量,决定大家在那天都穿一样颜色和式样的旗袍,这样大家平等。母亲回来就问参谋这事情怎么办如果答应她们的条件,那她终归是四太太,要排在后面,显不出地位。如果不答应,其他人肯定要数落她。那两个参谋说:你先答应下来,她们说什么样的你就去做,母亲也就依计行事,可她暗中另外预备了一套。生日宴一开始,她与其他几个太太穿一样的衣服出来,可是没几分钟,马上去换了一件。这样一来,众人之中她突出了地位。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都是我们搬到台湾后母亲跟我们说的。

  前楼太太很早就去世了,剩下的4位夫人中,母亲和孟小冬的关系是最好的,其他两位夫人一天到晚地斗争。三哥、四哥的母亲就是和二哥的母亲吵得一塌糊涂才带着两个儿子去英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杜家,兄弟间的斗争也很厉害。父亲有11个孩子,我是男孩子中的第7个,但是因为我年龄小,也不住在一起,所以我也没涉及其中。父亲想培植大哥杜维藩,但实际上他是个阿斗。大哥喜欢喝酒,我父亲常常骂他:你代表我请客,可是客人刚刚到你就醉了,你还怎么代表我?但杜家的接班人始终是他,父亲的观念始终变不了,所以在他留的遗嘱里,长子和长孙的遗产多一份,其他几个都是平分。

  江湖生涯

  对父亲的很多旧事,还是到了台湾后才知道多一些。父亲有一个早期打天下时的兄弟叫顾嘉棠,我们搬到台湾就住在他的隔壁,很多事情都是顾嘉棠亲口跟我说的。比如藏鸦片烟、抢码头等,顾先生觉得是很自豪的事情。那时说我父亲出去打架是不真实的,其实都是顾嘉棠、叶焯山、马祥生这帮被称做“小八股党”的人做的。不过早年他确实干过不少事情,像抢烟筒这种事情的确有,当时抢烟筒是跟帮会有关的事情。

  父亲年纪轻的时候喜欢赌钱,赌到什么地步?他和第一个太太结婚的那个晚上还出去赌,那时他需要钱给兄弟。本来是寄希望能赌博赢一点,没想到输个精光,结果把前楼太太结婚的衣服全都拿去当掉了。还有一次他在澡堂里赌,赌得连衣服全当光,最后还是黄金荣的太太拿着衣服把他救出来的,年轻时这种荒唐事还是很多的。

  父亲出身贫寒,我的祖父母很早去世了,他早年就成了孤儿,后来靠在水果店里帮工来谋生。我想父亲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是靠义气。他出手大方,人家没钱了他给钱,兄弟没钱了他散财。父亲的门客很多,有的自己有职业,有的是靠我们家吃饭。比如说在恒社(注:杜月笙在1932年成立的组织)的人都拜我父亲做先生,他们每人都有本身的生意,就是建起一个关系来。他们没有严密的组织形式,但是由我父亲来挑选人。这些人拜我父亲做先生的时候,还是有这种江湖的气味,帮会习性。

  其实父亲从来不是上海滩最有钱的人,但给人的感觉是他名气最大,在上海他也能够控制一些东西。父亲的一个观念是不做官,像他那样很早就闯荡江湖的人,很注意结交各方关系。在租界里他认识很多人,比如说法租界的巡捕房那时候最高的警官和翻译,叫张翼枢,普通人都不知道这个人,父亲与他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别人有什么事情在租界里都托父亲去打招呼。

  说父亲是“青红帮老大”是历史事实,但称父亲为黑帮老大,我不太同意。青红帮是非常时期非常特别的一个产物。正式的青红帮并不是打打杀杀,就是讲做生意你要在“帮”,当时如果不在“帮”,你就没有保护人,就休想在上海滩混。还有,赌博和抽大烟也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

  现在很多人喜欢把父亲与黄金荣、张啸林放在一起,把他们并称“上海三大亨”。黄金荣和张啸林我都见过。我对黄金荣印象不深,我见他时,他大概60多岁了,那时人家还是叫他黄老板,还是很威风的。父亲与黄金荣的关系后来有点复杂。黄金荣发家早,因为早期在帮会里,他辈分很高,而我父亲辈分很低。但是黄金荣到了30年代名气就不大了,父亲远远超过了他,他有点嫉妒我父亲,所以不太愿意来往。但是表面上大家还很一团和气的,过年过节互相送东西。

  相比而言,张啸林就是一介武夫,有人说他是张飞。我跟张啸林见面的机会比较多,因为我小时候,张啸林的太太很喜欢我,父亲就把我过继给他,认他做干爹。

  张啸林被杀那天我还有印象,但那时我才7岁,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懂为什么有人要刺杀他。只是觉得干爹死了,出了一件大事。张啸林是被自己的保镖林怀部枪杀的,当时林怀部的口供是说与张啸林有矛盾,后来证明这是戴笠在后面策划的,因为张啸林被日本人拉去做了伪浙江省主席一职。张啸林死时,父亲人在重庆,他既没有表态也没有发唁电,其实他心里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之前他也劝阻过张啸林,未果,戴笠是要杀张啸林,父亲也没办法。我相信戴笠事先是征求过他的意见的,但一面是兄弟之情,一面是民族大义,他不好表态。

  海上旧事

  父亲喜欢京剧,他后来娶的两位太太我母亲和孟小冬都是京剧演员。我的外祖母叫筱兰英,筱兰英与恩晓峰、李桂芬等,是中国第一代京剧女演员中最有成就的几位。

  父亲与梅兰芳很早就认识了,梅老板每次来上海都来拜访我父亲。我猜想父亲暗恋孟小冬好久了。一方面她唱得很好,用现在的眼光看,她也称得上是一位艺术家。另一方面孟小冬比较会用心计,也很会讨父亲喜欢,在我父亲面前常常会说笑话,逗他开心。孟小冬除了普通话,上海话讲得也很好,父亲可能跟她交流起来就比较顺畅。不像我母亲,虽然嫁给父亲那么多年,但基本不会讲上海话,后来我太太常常问我母亲怎么跟我父亲沟通,母亲回答:“他听得懂我讲话,我听不懂他讲话。”

  梅兰芳与孟小冬的分手,并不是那么简单,可能牵涉了很多很复杂的问题。母亲有时候会跟我们讲他们分开时的一些事,母亲知道孟小冬和梅兰芳离开一定有条件,而且条件可能很苛刻。我母亲看不惯,因为她们都是唱戏出身的,她多少同情孟小冬。但是这个条件究竟是什么,也只有梅兰芳、福芝芳和孟小冬他们3个人才知道。梅葆玖不知道,许姬传也不知道1983年我去看许老的时候,提起过这件事情,他都不清楚。我觉得这里面可能福芝芳有条件,限制孟小冬登台演出作为他们分开的什么条件,但这只是猜测,不能够证实。

  父亲和梅兰芳的关系也并没有因为孟小冬而受到影响。1947年父亲过60大寿,上海的中国大戏院组织了10天的堂会。梅兰芳和孟小冬都到上海演出了,但他们没有同台10天的大轴,梅兰芳占8天,孟小冬占2天,回避了见面的尴尬。孟小冬此后只字不提梅兰芳,解放后,父亲和梅兰芳也没什么联系了。

  我想孟小冬对我父亲还是有感情的,否则她不会跟父亲一块儿到香港来。父亲在去世的一年前和她结婚就是给她一个名分,否则在遗嘱里怎么分财产呢?除了我们家人之外,那天参加婚礼的人并不多,大家一起吃了顿饭,拍了几张照片。

  孟小冬年轻时很漂亮,她从前抽大烟,但这也不影响她的唱功。孟小冬性格比较孤傲,晚年在香港、台湾的时候,她始终不唱,连清唱都不唱,最后一次清唱是在香港给张大千唱的,因为张大千喜欢听她的戏。虽然后来她不怎么唱戏了,但还是很有威望,我太太有一次问孟小冬:“您还预不预备唱啊?”孟小冬回答一句:“胡琴呢?”是啊,没有胡琴你怎么唱,给她拉胡琴的最后一个人是王瑞芝,他也去世了。

  1952年,我们和母亲先去台湾,孟小冬先是一个人待在香港,直到1967年也到了台湾。孟小冬到台湾以后生活平淡,她自己租一个房子,独住。她早年在北平时领养过一个孩子,关于她怀了梅兰芳孩子的事是谣传。孟小冬晚年过得不错。她没什么经济来源,就是靠我父亲留给她的和她自己当年挣的钱过活,她对钱也没有特别多的需求,就是希望有朋友每天到她那里去打牌就知足了。

  前几年出的那一本《孟小冬传》,讲她有十大弟子,根本没这回事。有几个人经常到孟小冬家里去聊天、说戏。她的个性是这样的:她绝对不得罪人,所以你跑去问她“孟老师我唱得怎么样”,她的回答永远都是“好”。孟小冬突然之间生病了,1977年去世。他们实际上都没有拜过孟小冬,所以孟小冬去世后他们商量:我们在灵堂磕个头就算了。那天很多人都来灵堂给孟小冬磕头,都是弟子了?所以说所谓“十大弟子”其实是一个大笑话。

责任编辑:京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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